與談人 鄭永年
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、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
每套指標背後，都有一個故事，我想從這個「故事」的角度討論我們這套「王道永續指標」。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體系（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ex，SDGI）背後就涵蓋了西方多年的文化故事。聯合國的這個指標體系和西方的其他指標體系不同，是因為非西方國家的參與，考慮到了非西方國家的情況；但這套指標背後的仍然是西方的價值觀。我非常贊同剛才金耀基校長所說的，西方指標實際上是其背後文化價值觀的體現，包括其政治學論述。其他的指標體系，例如Freedom House的民主指標以及這些年開始討論的幸福指數，更是以西方的「故事」作為背景的。不管如何，指標背後的文化故事都很重要。
什麼是王道？第一，「王道」思想和儒家自然是息息相關的。但是，中華文化也不僅僅是儒家，還有比儒家更為豐富的內容。例如從環境治理來講，我認為道家更重要，它提出了均衡發展的概念；從國家治理來說，法家也很重要，法家的政治經濟理論直到今天仍然發揮作用。從中西方比較來看，前現代之前東、西方對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看法都是一樣的，認為政治和經濟不可分割，但近代以來，西方隨著資本的崛起，經濟從政治領域獨立出來，發展到現在西方政治已無法干涉經濟，因此衍生出諸多當代問題。反觀中國，無論儒家還是法家，都認為發展經濟是國家的責任，這一觀點自古至今從來沒有改變過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堅持。
總體來說，中國的「王道」能夠流傳幾千年，就是因為有其他的「道」並行，才能生存下來，若缺少了其他的「道」，王道就不現實，就會淪為一種抽象的理想，所以不能說儒家文化就是中華文化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在整個東亞社會裡，光是儒家思想不足以解釋中華文化發展的全貌。
第二，我們因為不滿意西方以它的價值觀作為「世界性文化」，因此希望發展出一套以「中華文化」為基準的指標，這個意向是好的，但是我們也不要再次落入類似的窠臼，如果西方人看到我們這樣一套「中華文化」指標，他們也會提出同樣的批評，覺得他們的文化沒有被考慮到，所以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來做這套指標。我覺得每一個文明，中華文明也好，西方文明也好，印度文明也好，每一個文明都在追求自己的「王道」，只是大家各自的說法和概念表述不一樣罷了。古希臘就有很多爭論，亞里斯多德討論的是什麼樣的政體是好政體，印度文明提出了同樣的問題，其他文明也如此。大家都提出同樣的問題，只是背景不一樣。
因此，經驗地看，追求「王道」本身就是一個普世性的東西，只是大家所用的「概念」不一樣。在跟其他文明對話的過程中，我們在介紹這個指標的時候，這點需要特別注意，特別小心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做這套指標的時候，一定要考慮到其他文明，而不能太過於自我中心論。
第三，我們還要考慮這個指標背後「故事」的動態過程。指標通常呈現的是「現在」的結果，難以表達出發展的不同階段、不同過程的面貌。比如說，很難處理「王道」跟「霸道」之間的關係。首先，如果用現在西方國家的指標來衡量現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，就會得到一個不公平的結果；再者，以發展階段來看，歐洲國家先有「霸道」才發展到「王道」，其間經過殖民主義、帝國主義的過程，才到今天看似「王道」公平的表現。所以我們還是要用一個動態發展的觀念來看，同一個國家，不同時代，標準就不同，如果這個動態的歷程不解釋清楚，指標這背後的「故事」就會缺乏精準的說明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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