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道永續指標

　　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（FCCSD）在2020王道永續指標（Wang Dao Sustainability Index, 簡稱WDSI）展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對比：在全球97個國家及經濟體中，不同文化圈新冠肺炎死亡數差異高達58倍。

　　不僅是死亡人數，若細探不同文化圈的意識形態，差異之大恐怕會更令人驚訝。2021年初英國《經濟學人》及大陸《中國環球電視網》（CGTN）分別報導各國疫情，相同議題，出現二個背道而馳的標題。《經濟學人》的文章標題「許多中國人極不尋常地接受了嚴厲的防疫控制」，《中國環球電視網》標題「許多美國人極不尋常地容忍龐大的疫情傷亡」，原文標題兩相對照，格式幾乎對仗，對事實的解讀卻截然不同，發人省思。

　　過去全球各國政府談及國家競爭力多偏重於經濟與科技層面，但在見到過度發展的負面影響後，追求永續已成為新的普世價值。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於2018年創建了「王道永續指標」，以王道精神強調的仁政、反霸、民本、生生不息、同理心為出發點，制訂出「全球倫理」、「包容發展」、「環境均衡」三大領域，充分對應聯合國「永續發展報告」提出的「社會公義」、「經濟發展」、「環境保護」三大支柱，期待回應當今世界人類面臨的困境。

　　新型冠狀病毒 (COVID-19) 自2020年1月爆發，在全球大流行，至今確診人數超過1億，死亡人數超過230萬，疫情方興未艾。WDSI 2020的數據是根據病毒爆發前2019年全球重要的資料庫為主，難以即時反應2020年波濤洶湧的危機對各國永續發展的衝擊，但我們仍從追蹤最新的數據中（至2020年12月）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：

一、已開發經濟體平均死亡率較新興經濟體高。

　　根據美國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的冠狀病毒資源中心 (John Hopkins Research Center) 數據（如表1），已開發經濟體的感染者平均死亡比例（每十萬人口死亡率）為40.67，遠高於新興經濟體的平均值23.96高（全體平均29.68）；至於病案死亡率（即確診病案的死亡比例），已開發國家1.75%，低於新興國家的2.79%，合理地說明醫療環境較佳的國家可以提高其治癒率、降低其死亡率。

　　聯合國最新報告指出，新冠病毒加深貧富差距的鴻溝。貧窮階層的處境惡化，包含收入損失、學童教育受阻，甚而波及貧窮學童賴以免於飢餓的學校營養午餐等，全球面臨三零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，有7100萬人重回極端貧困，貧困人數自1998年來首次出現上升。可以說，新冠病毒在已開發國家造成較多的致命病例，在開發中國家中帶來更嚴重的經濟下滑。這場威脅全球的大流行病疫後對財富重分配的影響，值得後續更多關注。

二、不同文化圈群組平均死亡率迥異，死亡率最高的基督教文化圈，與最低的儒家文化圈相較，倍數高達58倍。

　　依文化價值觀、習俗分類，不同文化圈群組感染者死亡比例（每十萬人死亡率）分別為：伊斯蘭文化圈12.63、佛教文化圈4.18、「基督教文化圈」（包含天主教、東正教及新教等57國）44.13、東亞「儒家文化圈」0.76（參見表1）；雖然各國對於實施普篩的政策不一，數據認定的定義也不齊，各國數據可能存在不可忽視的偏差，但是各文化圈群組的病案死亡率（確診病案的死亡比例）卻相差不大，從最低的1.26%（佛教文化圈）至最高的3.74%（伊斯蘭文化圈），或可歸功於衛生組織 (WHO) 對全球公衛資訊、醫療資源大致發揮了一些分享互助的功能。

　　57個基督教國家跨越各大洲，也涵蓋了不同政治體制。而儒家文化圈雖然只納入七個經濟體（中、日、韓、台、港、新、越），卻跨越了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及不同治理體系，包括富如日本、貧如越南，也包含威權、半威權及民主體制。儘管還有其他因素須得考慮（目前整理不出規律性），但即從文化圈這單一因素來看，儒家文化圈與基督教文化圈每十萬人死亡率相差58倍，已足見「文化」在疫情大流行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0年冬季以來，因為病毒的變異及各國抗疫態度不同，基督教文化圈與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差異倍數仍在動態增加中。

　　表1｜文化群組中新冠病毒死亡率及病案死亡率

Source: 整理自Cases and mortality by country, John Hopkins Research Center https://coronavirus.jhu.edu/data/mortality（數據累計截止至2020.12.9）

　　一般而言，文化圈和地理區塊常有一定的重疊，如伊斯蘭文化圈諸國許多都是鄰國，然而某些地理條件在疫情中仍顯現出意義。若干交通較不發達、或孤立的島國，在抗疫中卻有優良表現；前者如不丹、蒙古，後者如紐西蘭、斐濟等。地理的特性使它們具有較安全的國與國間的「社交距離」，加以人口較少，治理上比較容易收效。台灣表現佳，除了是海島，近年因政治因素與最早疫情嚴重的中國大陸隔斷交流，似是另一種「社交距離」。

　　新冠病毒的來襲，迫使許多國家必須停下腳步暫時性封鎖經濟及社交行為，也促使我們對於新世紀永續發展的挑戰進行更深的反思。

　　當人類遇到重大災情COVID-19襲擊時，公衛及醫療等體系固然重要，不同文化圈中，人的心態及行為也是抗疫戰爭裡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。社交媒體的盛行將個人主義的追求推展到極致，西方文化充分強調個人自由，而東方文化傳統中除了小我，還有大我利益的考量；相對於伊斯蘭文化的集體主義價值觀，儒家文化更傾向於「推己及人」的認同與倫理道德的追求，即使各國政府祭出類似的社交隔離手段，東亞地區民眾大多能夠自我要求約束，認可不戴口罩或未妥善隔離的行為應予以罰鍰甚至重罰，而歐美國家民眾則多有強力爭取不戴口罩的自由的示威遊行，抗爭甚至上綱至憲法層次。

　　在迎接疫苗相繼問世的COVID-19後疫情時代，人類面臨的一些關鍵課題逐漸明朗，包括極端氣候及棲地破壞所導致的流行性傳染病加頻、種族主義偏見加劇、貧富差距再次拉大、遠端資訊工具的應用普及所造成的工作方式以及產業結構的改變、全球化貿易關係的調整及全球疫苗有效合理的分配。全世界國際關係依然在競合之間詭譎變化，但唯有放下偏見仇視，同舟共濟，才能共同戰勝病毒，持續發展；這才是歷史給人類最大也是最難的功課。

　　這一場COVID-19病毒大流行對全球永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巨大的影響，許多重要的數據要到2021年下半年之後才會陸續出現，如何能客觀地量化納入指標系統中，須進行更加深化的學術研究，我們期待WDSI能夠在2021版的報告中提供更深刻的觀點及更大的貢獻。